众所周知，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描述了“炫耀性消费”。简言之，人们通过奢侈消费、浪费性支出等行为展示财富和地位。“炫耀性消费”也成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一个经典对象。
“真正标志着花钱人地位的，是用身体、空间、金钱具化成女孩的身高、美貌和数量，酒瓶的大小和多少，以及是否拥有卡座。”在《VIP世界》这本书中，作者阿什利·米尔斯主要基于美国派对和俱乐部的田野研究，为读者呈现了一种有关“女性”和“美貌”的炫耀性消费。“只有坐在卡座，才证明你是有价值的人。”一个混迹于俱乐部多年的受访者告诉米尔斯。米尔斯本人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青年社会学家，此前曾出版同主题的《美丽的标价》。看似光鲜靓丽的各种派对、俱乐部，都是一场精心设置的编排，其道具包括香槟、容貌、座位等诸多要素。米尔斯试图为读者描述一张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VIP世界》一书相关章节。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 | 阿什利·米尔斯
《VIP世界》
作者：[美]阿什利·米尔斯
译者：时川萌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作为人类学观察对象的“夸富宴”
展示浪费财富的仪式，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家所着迷的研究对象。当代美国人类学的先锋人物弗朗兹·博厄斯是19世纪末第一批在太平洋西北岸，如今的加拿大，记录浪费性仪式的民族志学家。
在他的关键线人乔治·亨特（George Hunt）的协助下，博厄斯描写了名为“夸富宴”的馈赠与宴会仪式。在夸富宴里，一个部落首领或贵族会把昂贵的礼物铺张地赠给他邀请的来宾，以此提高他的等级和头衔。分发大量食物、羊毛毯和银手镯。夸富宴的庆祝活动通常以宴会形式开始，在一场熊熊烈火中达到高潮。人们有时还会来场彻底的财产破坏，例如将毛毯扔进火焰，将木舟打破，或是将传家宝铜币掷入大海。正如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观察到的，这项活动自有它的趣味：“无论从效果还是现实层面来看，有用的东西被赠予了，丰盛的食物被用来款待了。甚至，破坏本身可以带来破坏性的娱乐体验。”
夸富宴在不同社会有着各种实践。这一术语广泛适用于铺张性仪式，从阿兹特克人的奴隶牺牲，到马歇尔·萨林斯所研究的美拉尼西亚社会秩序中的“大人物”。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夸富宴的核心是一个团队领袖寻求地位和尊贵。其中，地位是最容易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贵族们所赠予的礼物太贵重了，以至于接受的对象无法报答，这在引发羞耻的同时建立了贵族的主导地位。
《禁忌》（Tabu: A Story of the South Seas，1931）剧照。
在表面上看，财富馈赠是为了增加物质层面的社会平等。然而，它却构建了地位的不平等。换句话说，夸富宴举办者损失了钱财，却获得了同伴的认可。一个成功的慷慨举办者可以获得“大人物”的地位。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可以使他出名，尽管只限于某个派别内。正如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的：“毛毯和其他财富像雪崩一样倾泻，在一瞬间使周围的每一个人身处富足和危险之中。”格雷伯说，夸富宴流露出侵略性和慷慨两者的奇怪融合。从具有仪式感的铺张上，人类学家不只看到了一种不寻常或非理性的做法，还看到了其彰显且搭建社会金字塔的深远影响。夸富宴关乎等级。它可以是游戏的或违反道德准则的，却无论如何都根植于尊贵与权力。
关于夸富宴的经典研究，尽管现在看来略显过时，民族志学家却展现了它在当今背景下惊人的广泛应用。山姆·昆诺斯（Sam Quinones），一个为美洲鸦片流行做编年史的记者发现，夸富宴成为墨西哥毒贩劳动力供应的一大驱动力。来自墨西哥南部村庄哈利斯科的农场男孩一路北上，来到美国的“铁锈”地带交易黑色海洛因，就是为了他们的亲戚——为了在几个月后满身钞票地返乡并极尽可能地展示出来。他们建新房，买新车，承办节日庆典，并把装满行李箱的李维斯501牛仔裤分发给亲戚和朋友。这份尊贵很快激励了其他男人前来美国贩卖海洛因盈利，好回乡挥霍。
炫耀、摆阔还是亚洲一些地区商业法则的关键。人类学家庄思博记录过这些有钱生意人是如何树立自己形象的。他们在高级餐厅、卡拉OK等场所请客，奢侈消费。餐桌上，永远有超出人们用餐能力的菜肴。这种夸富宴巩固了当地男性的联合。
放眼世界，彰显声势使得夸富宴在全球的赌场和婚礼上随处可见。甚至在美国大学开学时的兄弟会派对上开始以夸富宴的形式庆祝，也出自同一逻辑。在社交网站“富裕小孩”的页面下，更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富有年轻人赤裸裸地展示他们的挥霍——燃烧美钞，奢享唐培里侬香槟泡沫浴。
经济学家凡勃伦曾把他在博厄斯的人类学报告中读到的上流社会精英比作“原始人”。这无疑震惊了20世纪的精英。在凡勃伦看来，原始人和精英有一个共同点：炫耀“引人嫉妒的消费”，以此在众人面前寻求地位。不过，凡勃伦太依赖于一个能被动摇的假设，即暴发户们自然而然会这么做。其实，夸富宴并不是富人的标志性特征，与之相对的是一种视炫富为庸俗的观点。比如，17世纪富裕的荷兰家庭通常是那些不显眼的低调的财富消费者。在现代，硅谷的新贵们也把节制和低调作为类似的规则。社会学家瑞秋·谢尔曼曾记录过纽约上流社会对夸张矫饰的反感。在很多情况下，财富是需要遮掩的东西。而一场夸富宴则需要集体参与，才能制造出如此巨大的浪费。
和许多其他夸富宴一样，VIP俱乐部使得下层民众和上流阶层的关系以戏剧化形式呈现。通过研究这个秀场的组织模式——男女随员、舞台、道具和由俱乐部提供的台词，我们看到富人们是怎样一夜之间变成“大人物”（big men）的。
浪费秀的上演
俱乐部表面上是一个关乎自发性快乐的地方，实则管理森严。从迈阿密到戛纳，它都需要用剧本来展现这些有迹可循的浪费性行为。起初，俱乐部会通过外表的奢华来吸引大客户。店内装潢极尽夸张：最先进的灯光和音响系统，家具和陈设尽显细节。一家俱乐部甚至移植来一棵成熟的桦树，用精工铁制的露天平台打造出异域咖啡厅。还有一家店用深色麂皮翻修了天花板，搭配暗黄色的光，并在入口处设置一条金色的拱形隧道——人们仿佛正通往一个神秘的华丽世界。这些类似场所的设计制作费用高达200万美元。
《离开拉斯维加斯》（Leaving Las Vegas，1995）剧照。
其次，经理们会格外注意座次的安排。形象经纪人对房间四个角落的卡座进行精心设计，来制造一种满屋都是漂亮女孩的错觉；客户也会因重要程度的不同，被引到不同的座位上。大客户的座位通常位于整个屋子中央，紧邻DJ台。音乐和整个夜晚的能量都由此迸发。随着DJ明星和电子乐的流行，人们有时会刻意来俱乐部看DJ。在一些俱乐部，DJ的报酬每晚超过50000美元，六位数的报酬也已变得常见。
大买家是整个屋子的焦点。因此，一旦他们的消费开始，由穿梭的烟花棒组成的光线会吸引全场的注意。大部分俱乐部会将卡座设置于稍高一阶的平台，使尊贵的客户可在数十厘米的高度俯视舞池中的充场者。此外，卡座邀请的客人大多会站在沙发座位上，或者坐在沙发靠背的边缘。这样的安排有点像宫廷社会时期，根据贵族头衔而精心定制的座位高度。
坐在X（化名）俱乐部卡座沙发高高的靠背边缘，德雷（受访者）观察着拥挤的人群，俯瞰他们摩肩接踵地走向吧台。“能坐在这个位置的唯一原因就是有钱或漂亮，”他继续说起俱乐部，“那就是有资格坐到这里的人。如果你不够有钱，你就不属于这里。你连一个位置也得不到。看看身边这些人吧……”德雷在他高人一等的位置上示意了一下人群：“你能去哪儿呢?不能就这样整夜站在吧台吧。如果没有一个卡座，你能去哪儿呢！”的确，一个男人可能会整晚站在吧台或没有卡座的舞池边缘，无法掩盖他下层的社会地位。毕竟，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位置和高度认出那些有地位的宾客。这些都归功于从迈阿密到圣特罗佩高度统一的地位拓扑学（topography of status），归功于这些相似的国际化内部设计师。
或许，具有象征地位的重要标识就是女孩们。女孩们被安置在屋内最关键的角落，受到鼓励在最显眼的地方跳舞：椅子上、卡座上、客户周围最高的沙发上。一旦女孩们坐下，就会立刻听到经纪人说“宝贝，有什么问题吗”或“怎么了”。
要想发挥一个女孩的最大价值，她不仅要身处全屋的中心位置，还要看起来与环境融为一体。最重要的是，她必须非常高。目前正是流行至少10厘米厚底高跟鞋的时候。几乎全部经纪人卡座前的女孩站起来都有183厘米。女孩的身高，一如酒瓶的大小，别有意味。桑普森解释道：“她会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比其他人高的女孩走进来，就会抓人眼球。男人想要靠近搭讪，却望而却步。”
有些俱乐部会对坐在模特和名流旁边的客户收取更高的费用，不过有些地方也会把这座位留给知名的“鲸鱼”作为特殊待遇。你会经常看到，经纪人自己的一群女孩穿过整个屋子移到另一个卡座，或集体向邻座挪位，有时是加入某个客户的局——这是因为那个人提出要招待这些女孩。“那个大客户来了。他想让我们都过去！”一天晚上，我问经纪人费利佩为什么我们要迁移到离DJ更近的地方，他回答道：“很多人有钱、有奖金，但他们没什么酷东西。所以我们带他们来派对，让他们看起来很酷。”
制造“昂贵感”
和女孩的用途同理，把香槟瓶摆放在一起也是为了炫耀客户的花销。至少一个世纪以来，香槟就与高级庆典绑定在一起，且自从大革命前的欧洲宫廷社会垄断了香槟消费，香槟就与上流精英联系起来。这种酒的确十分适合派对：香槟的液体清澈且富含泡沫，适合在狂欢时摇晃喷洒，却不像红酒那样带来污渍、令人狼狈不堪。酩悦酒庄每十年只拿出六种珍贵的年份香槟“唐培里侬”。每一瓶酒都会存放六七年再推向市场。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人们最常购买、馈赠、浪费甚至未开封就遗落一旁的是2009年份酒——通过这些绿瓶酒所蕴含的财产和象征性年份来彰显地位。
为了彰显昂贵，这些酒瓶经过特殊的设计。2002年，唐培里侬香槟引入了一种夜光标签，使得它们的品牌图标在灯光昏暗的俱乐部里也能闪亮。在经纪人发布的自拍里，常会看到他周边瓶身上的霓虹绿光；不少人还把这些发光的瓶子当作脸书主页的封面。人们经常喜欢给桌上桶里成摞的酒瓶拍照。烈酒的酒瓶同样有明亮的闪光灯装饰。雪树伏特加和培恩龙舌兰玻璃瓶内侧的暗色光点，使它们看起来像漂浮在人群之上，蜿蜒成列、随光闪烁的珠宝。
《恐惧拉斯维加斯》（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1998）剧照。
瓶身的大小也很重要。如今酒水单上的酒瓶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大多数带有圣经里人名的酒，比如耶罗波安（3升）和玛士撒拉（6升），相当于八瓶普通酒大小。这种水晶香槟在X俱乐部里售价高达40000美元。随着瓶身尺寸的增大，酒的价格不是呈线性增长，而是呈指数增长。可以说，酒瓶的大小而不是液体的成分决定了它的价值。有时酒瓶沉得连酒保都抬不动，于是安保人员会把它们抬到卡座，扛在肩上将液体倾倒在精致的高脚杯中。相比之下，烈酒的消费速度更慢，且数量也少，最多达1.75升。
俱乐部会将这些珍贵的香槟酒瓶摆放在一起，并在编排游戏和表演中完成消费仪式。为了鼓励客户消费，经理或店长会给他的卡座送来一份礼物。收到礼品装香槟酒的客户必然会点一大瓶香槟作为回报。唐先生，这位45岁的香港VIP俱乐部老板也是全球其他俱乐部的酒瓶客户。他告诉我，关键是把握时机：“在俱乐部，看到其他人开始点酒，我就点酒。”在他自己的店中，如何开启酒瓶消费呢？“如果我赠给一位卡座的客户唐培里侬，他会怎么做?再买一瓶或两瓶，或直接买这瓶酒的加大版！这就是买酒的法则。消费只会升级，不会降级。”通过设计这一系列流程，老板本人参与到了制造和引导消费之中。
《决胜21点》（21，2008）剧照。
老板通常认识店里的大客户，并会和他们持续交流。香港的那位老板解释道：“这些男人想要炫耀。我常说，俱乐部就像一个拳击场。你带他们入场就是为了……”他屈起手臂，秀出肱二头肌。正因如此，这位老板想出了一个点子：将一束被称为“火炬”的灯光，照在当晚买单数额最大的客户头顶：“这么一来，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谁是大主顾。”
“就在今晚。”一家俱乐部的合伙人给一位坐在附近的“鲸鱼”发了条短信，提醒他另一位“鲸鱼”即将莅临，希望燃起两者间竞争的斗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斗牛一样，竞争使这一夜激动人心（“没有竞争的斗牛毫无价值”）。经理们会刻意把“鲸鱼”们带到DJ台旁面对面的卡座，使得他们的购买行为成为公开较量，点燃这场竞争。俱乐部经理期待一桌的高额消费会刺激对面那桌更高的消费。于是，俱乐部带给“鲸鱼”们的酒成为他们投向彼此的弹药。这些，有时会升级成一种“香槟大战”——一种以酒瓶作为竞争语言的仪式化的夸富宴。
时常，这些VIP的夸富宴还会以一种非竞争的慷慨形式展开。“鲸鱼”们把香槟作为礼物赠送给其他卡座的客人。参加派对的人会手握崭新的唐培里侬礼物离开俱乐部。这些酒在酒水单上的售价从500美元到1500美元不等，虽然在街角的酒店只要240美元。迈阿密的一个夜晚，桑托斯的女孩们带着几瓶没打开的唐培里侬离开俱乐部，回到桑托斯的SUV里。“拿着，亲爱的，”我们离开俱乐部的路上，一位经纪人对我们说，“这是多出来的。”当他把车开出停车场时，他把一瓶酒送给了一个在自己的切诺基吉普车上跳舞的男人。那个男人喜出望外。
“酒瓶火车”送来的酒远远超出客户的饮酒量。多余的部分则用于破坏。一如太平洋西北部的夸富宴由盛宴开始、以篝火达到高潮那样，酒瓶消费有时会演变成一场“香槟浴”：人们摇晃和喷洒多余的香槟，把酒倒在周围狂欢者的身上，就势弄脏那些设计师品牌的奢侈品衣服和鞋子。这样的消费场面逐渐变成一场派对的焦点。狂欢者拍照和录像、欢呼和干杯，庆祝这场大秀。
香槟消费、“酒瓶大战”、“香槟浴”就这样在嬉闹的氛围里展开，仿佛过度铺张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为了增加趣味，俱乐部经理有时会给客人发放含有专供喷洒的便宜普罗塞克或含气白葡萄酒的袋子。一些主顾会在高处摇着一叠美钞，让绿色的纸币从空中飘落，即嘻哈音乐里说唱的“下钞票雨”。
一切，源自编排
有些俱乐部以戏剧性消费著称，又名为“酒瓶演出”。据说在洛杉矶的一家俱乐部，会有“飞天矮人”吊着威亚给大买主送酒。在曼哈顿名为“珠宝俱乐部”的星期六早午餐派对上，酒保们更是会穿着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之类的制服来送酒。
俱乐部还会通过音乐和舞台技巧来控制人群的注意力。为了展示客户的大花费，俱乐部不只会用烟花棒，还会让DJ在音乐中插入旁白（“伦敦的亚历克斯大驾光临并在唐培里侬上花费10万！”）。一位在洛杉矶拥有金融软件公司的24岁主顾，让我看他在洛杉矶用iPhone手机拍摄的酒瓶消费的狂欢照片。他吹嘘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在香槟上的消费高达50万美元。在照片里，当他下了一笔大单时，坐在他附近卡座的人会举起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白色标语牌，与此同时DJ会放“他的那首歌”：米克·米尔（Meek Mill）的嘻哈音乐《我是老大》。并非偶然，歌里一句歌词写道：“你是老大，不在乎消费何价。”
即使是残留物也有它们的展示用途。在圣特罗佩的尼基海滩俱乐部，整个派对期间，成箱的空瓶子摆在买家的卡座旁，昭示着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场破坏秀。有时女孩们会直接脱下名牌高跟鞋跳舞，将鲁布托标志性的红底高跟鞋放进旁边的冰桶里，使这一幕散发出过度混合了性与金钱的酒香。
《酒会》（The Party，2017）剧照。
然而，所有这些狂野的激情都经过了有组织的编排。它们之间存在一套相互连贯的程序，甚至可以预测，一晚又一晚的重演：成群的随从、可见的舞台、发放的道具……就这样，热闹的氛围渐渐浓厚，人群情绪高涨，酒瓶表演随之而来。2012年6月一个星期四的清晨，苏活区的酒瓶服务俱乐部W.i.P.里发生了一起肢体冲突。R&B歌手克里斯·布朗与说唱歌手德雷克及他们的随从打了起来。他们都与歌手蕾哈娜有过合作，现在又坐在面对面毗邻的卡座，这无疑加剧了他们间的竞争关系。他们的争斗从向对方卡座倒冰块开始，逐渐升级为向对方随从掷酒瓶，像发射子弹一般。在这场血战中，不少人受伤：一位澳大利亚游客的额头被酒瓶砸中，缝了16针。警方随后开展调查，指控了他们的鲁莽行为，并对歌手和店方的三种行为提起诉讼。这场真实的酒瓶战争展现了VIP俱乐部是如何从象征寓意升级为竞争行为的。通常，参与者没有实际的危险，只是地位的暂时下降。
真正标志着花钱人地位的，是用身体、空间、金钱具化成女孩的身高、美貌和数量，酒瓶的大小和多少，以及是否拥有卡座。“只有坐在卡座，才证明你是有价值的人。”一位从九十年代末就混迹VIP俱乐部的50岁的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说。虽然他现在不再像过去一样常去俱乐部重金买酒，但仍清楚地记得所有俱乐部帮他建立地位、吸引女性的方法。
“你穿着名鞋、戴着名表，她是能看到的。当到了俱乐部，有上百个男人在场，你怎么让她区别你和其他人?你知道怎么办——买三百瓶香槟然后全部喷在墙上。需要让所有人知道‘看，我是头号人物’。你有很多的女孩；你有很多的香槟；你有最好的卡座，不会一直坐在拐角处。是的，你有VIP空间里最好的卡座——现在你就是头号人物。”
头号人物、要员、老大：这些展演都是组织化的产物。我们发现，成为这场秀的一部分本身就很吸引充场者、富裕游客、商人——他们数额不大的账单支撑起了整场秀。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阿什利·米尔斯；摘编：罗东；编辑：张进；导语校对：穆祥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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